抗战时期西北国际交通线新疆段的遗址遗迹是还原抗战历史真相的“活化石”,与文字史料共同构成了抗战历史的宝贵资源。文章首先在口述史学方法指导下运用访谈的形式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反复辨析确认了西北国际交通线新疆段遗址遗迹现在的位置名称；其次根据实地考察将遗址遗迹按保存现状划分为保存完好、已被改建或替换和即将拆除三种类型，并深入分析了遗址遗迹保护不利的原因，提出了将西北国际交通线新疆段遗址遗迹纳入“一带一路”沿线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观点；最后针对新疆境内陆运接待站数量、伊犁河航运双码头的交替作用和哈密龙王庙招待所的空陆性质等三个重要问题进行解析。旨在查明新疆段遗址遗迹现状，为补充抗战资源提供依据，使其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方面充分发挥积极作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的社会文化形态转型的重大历史过程中，傅抱石融汇中西、师法自然，以坚定的人民性实现艺术创作立场转换，以超越的现代性带动实现传统文化形态转型，以中华优秀传统艺术蕴含的创新性激发中国传统绘画的创新创造本质，以深厚的家国情怀凝练创作题材、组织作品内容和创造笔墨语言。在探索传统绘画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傅抱石坚守了中华优秀传统，创新了绘画笔墨技法新程式，保留了民族文化特色，吸纳了西方绘画技法的优秀营养，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充实了中国传统绘画美学精神内涵，领时代风气之先。傅抱石艺术创作思想中鲜明的现代性追求和富有创新创造性的笔墨语言实践，融会塑造了独特绘画美学风格，促使传统山水画创作形成了该时期特有的审美文化特征，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程式和绘画语言美学风范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进程。
目前“县中塌陷”仿佛成了底层诅咒一般，被给予过度污名化研究。病理学意义上的县域教育过多关注县域衰微带来的诸多问题，忽视了县域教育的逐步“回温”。本研究剖析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县域教育塌陷的基本特性和多重驱动因素，并从“评价社会学”视角对县域教育“回温”现象进行探索。研究发现，当前县域教育面临“片小”模式的生存危机、“乡校”模式的发展危机和“县中”模式的信任危机，呈现出“退守”和“撕裂”并存的兜底属性。可喜的是，部分县域开启了一场“自我突围”实践，这场“突围”实践具有满足家庭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兑现教师教书育人的志业承诺、回归校长日常教育管理的职业本色以及实现国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价值追求等积极作用。未来县域教育应当通过完善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和构建县域教育高质量发展共同体迈向生态式高质量发展。
人工智能(AI)促进了政策信息的高效精准流动、多元主体的广泛深入互动以及政策价值的共享共创。一是AI成为政策传播的多元角色嵌入者，推动政策传播主体关系从控制范式、互动范式走向赋能范式，其表现也历经“政府的政策”“我的政策”和“我的AI辅助的政策”;二是AI推动政策内容智能生成和多模态呈现，促进政策知识的扩散，提升达成政策共识的可能性；三是在政策传播渠道方面新增“政府—AI—政府”“政府—AI—公众”和“AI—政府—AI”等政策信息流动路径；四是在政策传播效果方面呈现计算驱动、情感转向、智能实验等新特征，需要重视构建“政策传播孪生世界”。
在《故乡》中，鲁迅没有明确地写出“我”不是合格的讲述者，但与《阿Q正传》等小说中的“我”一样，又是非常可靠的，只有“我”对阿Q、闰土的故事充满不屈不挠的兴味，“我”似乎历史地承担着讲述“不死的中国乡人”的责任和使命。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状态，也是一种面对虚无和绝望的抗战，是把“我”和“我”背后的新型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生存状态与闰土、阿Q们真正连带起来，从而实现自我救赎的现实主义。《故乡》也因此是“杂感体的小说”,具有重要的形式意味。
货币升值会使经济体贸易受到不利影响。胶东抗日根据地为维护金融安全，独占发行北海币。币值在1942年出现升值，但贸易却得以有序进行，其中的关键在于控制货币升值后的经济调整过程。根据地政府利用自身优势有效地维持住官方汇率，实现了金融安全；同时，通过逐步强化货币发行权、贸易、生产组织这三种经济力量，促进根据地内外经济的发展，进而维护了胶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安全。对货币升值及其背后复杂的经济调整过程的灵活运用为以后更大规模的货币战、经济战提供了经验，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逐渐具备建设新中国的能力，也为现在如何维护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提供了有益启示。
随着人工智能逐渐在各个领域普及，技术奇点已经成为当今社会讨论的时代热词。依据强大的可计算性，人工智能的技术奇点可能实现，但人工智能技术奇点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代表现代人能够摆脱异化状态的社会奇点必然到来。因为，未来社会的形态变革不仅依赖现代技术的革新与发展，批判地反思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若要在人工智能的技术奇点到来时消解现代人的异化状态，我们必须解决两个难题：一是现代技术需摆脱数字资本的裹挟真正地服务于普罗大众；二是现代技术必须被重新置于宇宙技术中，实现宇宙秩序和道德秩序通过技术活动而达到的统一。如此，人类方可在未来社会中追寻和谐的人机共生。
扑克牌型小说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出现，代表作品有法国作家马克·萨波塔的《作品第一号》和美国作家库弗的《保姆》。这两部作品都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文本。鲁迅的《狂人日记》不是有意创作的扑克牌型小说，但却具有这类小说的某些属性，如文本自身难以弥合的裂痕，小说中可以确定的三个时间点无法固定文本的时间坐标等。小说时间的断裂，使每一则日记成为一个游动的碎片，所以把13则日记分开，变成13张扑克牌，随意组合，依然可以阅读，这就使《狂人日记》具有了N种读法。
网络安全事关国家安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型安全挑战，网络空间亟需探索行之有效的治理方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网络安全治理具有理论和现实两方面的内在联系，通过各地质态创新、优化资源配置、调配先进生产要素，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够驱动本土化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弥合区域化网络安全治理鸿沟、助力全球化网络安全治理格局构建，进而发挥对网络安全治理的赋能效用。面向未来，在发展与安全并重的战略导向下，需基于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功能定位、产业基础，构建涵盖“动能—势能—效能—潜能”的四维框架。同时，激活地方人才、突出科技优势、发挥主体效能及挖掘合作潜力，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理念转化为务实行动，为营造稳定安全的网络环境和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支撑。